中国人权学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国学术、中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人权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为人类社会所共享。

其五，中国人权的实践范式、发展规律和发展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自身发展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那时出现了我们今天依然与之生活的人们。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人权学是中国在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上呈现的知识、道德和文化力量，代表着新世纪人类人权文明的正义性和先进性。学术体系反映着中国人权的学理化程度，学术体系越完善，学理化程度就越高，而学理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够证明中国人权学说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人权教育与学科建设上，目前全国已有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了人权研究中心、人权学院或人权研究院。

他特别强调：这一轴心必然诞生于‘人之存在的形态——这一最了不起的丰富性之中，自此以后，人才之所以成为人。脱离具体现实谈人权，非但不能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反而会失去人权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失去其历史进步作用。从我国立法上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似乎就规定了一种单纯义务：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41)法律规范的行为指引属性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清晰稳定的行为指引。因此一个行为不可能同时为整体法秩序所反对和许可。他以礼仪为例来说明什么是解释性概念。支持这一命题的核心理由有二：第一，法律义务是否存在与对义务违反行为如何回应是不同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其他公民或国家有要求他人承担不利负担的道德权利时，不利负担的施加才是正当的。接着同时反对前置命题和分离命题，捍卫后置命题和必然关联命题。

不论选择哪一种价值作为最高目标，只要存在一种至上价值，这就意味着一个行为可以基于该价值得到一元化的评价，这个评价就是整体法秩序的态度。这种观点认为，法律的基本功能是有效指引人的行动，这就要求法律不能给出相互冲突的指引，规范指引的一致性也就蕴含了一般违法性。例如买凶杀人合同理所应当是无效的，即使法律没有对此做出专门规定。所以未经法律授权持有管制刀具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但不具有民事违法性，因为持有本身并没有导致平等主体之间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状态。

(24)田宏杰：《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52页。后置命题与前置命题是对立关系。前置论与后置论的对比如下：根据一般违法性前置论，部门法违法性=一般违法性+个别部门法可回应性。各个部门法乃至部门法内部的具体规则都是多元价值妥协的产物。

规范不等于判断，规范是判断的理由。这一看法的错误之处在于，人们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生活实践去探究抽象价值的内涵，因为价值是解释性概念，对解释性概念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契合该价值所产生的具体实践。

(21)参见简爱：《从分野到融合——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第446页。但一般违法性并非部门法违法性的上位或前置概念，部门法违法性也不能被分解为一般违法性+个别部门法可回应性。

据此可以考察所谓单纯义务在法律上是否成立。(23)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部门法中除法律责任条款之外的法律规则，均属于调整性规则。而如果压力主要由身体强制或制裁产生，则属于法律义务。(30)综上，根据价值的实践论，由于对特定价值的理解需要以该价值附着的具体社会实践为根据，抽象价值在逻辑上依赖于具体的部门法实践，所以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不可能先于对部门法具体要求的理解，一般违法性判断也不可能先于部门法违法性判断做出。这一条被媒体称为常回家看看条款，2013年修改立法时曾引起热议。如果剥离法律义务与特定强制力回应方式的内在关联，那么强制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将没有实践差异，这将削弱法律义务概念的价值。

(18)参见陈景辉：《部门法学的教义化及其限度——法理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第72页。(35)这一批评的错误在于，一部法律文本完全可以包含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这并不必然对部门法划分构成挑战。

(15)参见陈少青：《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法律效果论之展开》，《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78-79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一般违法性究竟是前置还是后置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有必要首先认真对待并反驳冗余论的立场。

如果一个具有一般违法性的行为不具有某个部门法的违法性，这不是因为该行为自身与该部门法无关，而仅仅是因为该部门法的保护手段不适合于特定的情形。但这并不是说一切法律强制性规定都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禁止理由，民法学界关于管理性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和对公序良俗的限缩解释都体现了这一点。

郭研：《部门法交叉视域下刑事违法性独立判断之提倡——兼论整体法秩序统一之否定》，《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76-87页。也不是规范的统一(存在论统一)，因为规范矛盾并不是逻辑矛盾，不一定会导致法秩序统一判断无法做出。故而我们不应去抽象地讨论自由和胁迫，假设民法和刑法都是对同一类价值的回应，而应聚焦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考察民事胁迫规则和刑事敲诈勒索规则背后各自的价值目标。(26)但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公共价值只有依赖于具体部门法实践才能被理解。

一般违法性概念的直接功能是保证整体法秩序关于违法性的统一判断，任意部门法做出的违法性判断本质上都是一般违法性判断。(27)德沃金区分了自然性概念、标准性概念和解释性概念。

这背后的原因是，部门法违法性判断需要考虑整体法秩序内部的全体正当化理由，但部门法合法性判断却不需要考虑整体法秩序内部的全体禁止理由。破解该困境需要突破单一部门法视角，在法理论层面引入一般违法性概念。

道德属性和政治属性都不可偏废，因为只有满足报应正义的要求，刑罚才能对受罚罪犯证成，而只有满足保护法益的政治要求，建立和维护刑事司法制度才能对全体公民证成。一般违法性概念的法理论意义在于引入来自其他部门法的正当化理由，对具有特定部门法固有违法性的行为进行二次违法性判断，从而确保任何部门法违法性判断的做出都代表了整体法秩序的立场。

举例而言，罪刑法定本质上属于法治这一一般性的正当化事由，因为将未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定罪处罚是反法治的。⑧虽然不同学者的观点和表述存在差异，但刑事违法性=一般违法性+可罚的违法性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最为典型的标签式立场。(49)这里借鉴了哈特和胡萨克的观点。冗余论者可能基于两个理由来捍卫自身立场：第一，法秩序统一性的理念本身并不蕴含一般违法性。

法治在刑法中要求严格禁止类推，是因为刑罚很大程度上会破坏公民的完整生活，关乎公民的重大利益，需要特别保护公民对未来生活的正当预期，防止公权力滥用。上述看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忽视了下述事实：部门法有其内在或固有目的和国家可以通过部门法实现公民福祉保护的外在目的是相兼容的。

部门法的内在道德属性就是部门法的固有违法性，也即前文论述过的基于部门法的内在价值所做出的判断。这不是说每个部门法都需要做出相同的违法性判断，而是说当任何部门法在试图做出违法性判断时，不仅要考虑部门法的固有违法性，还需要考虑整个法秩序内部的全部正当化理由。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法秩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同一行为不能给出相互冲突的评价和指引。因此，脱离法律回应去确定法律义务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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